二、更細緻審查財力，避免家暴、被拋棄者（如弱勢婦女、老人等）的的財產狀況被「灌水」而無法獲得法律扶助：
本次修法新增，申請法扶的當事人，若有「非同居共財」的親屬，該親屬的資產不計入當事人可自由使用的資產。同時，即便住在一起（同居共財）但無扶養事實者，也不得將對方的財產計入當事人可動用的資產。這是不僅更貼近真實情況，也更符合分配正義。我認為，這項修法有助於弱勢婦女或老人受到國家提供法律協助的機會。

三、授權「整體結構性」未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也可扶助，體現法律扶助的公益性質：

隨著社會變遷，公害事件、集體訴訟或環保事件越來越普遍，如果我們執著於過去「傳統的個人民、刑事訴訟」的扶助思維來思考是否，恐會只是見樹不見林。因此，本次修法明定，如RCA訴訟、環保案件、八八風災等重大公益或人權案件，如經基金會決議，也可扶助。這不只是著眼於「個人」，更是因為此類案件往往是立基於結構性問題上，扶助本身就帶有重新分配資源的公益色彩。同時，此類案件要不要審查資力，授權由法扶基金會決定，並由基金會依案件類型而定。若是當事人具有資力，可以採取部分扶助的方式，未來打贏訴訟，則可以「回饋金」的方式回饋國家。

四、降低法扶基金會官方代表席次，增加弱勢團體及勞工團體代表席次，使董事會組成與運作更更多元、貼近社會弱勢，更符合法扶基金會設立本旨，即貼近人權、公益與弱勢之需要。同時盡量避免法扶基金會運作官僚化、形式化。

遺憾的是，我的提案原有放入「第一線員工應納入董事席次」的條文，在修法的歷次協商中，因司法院尚有疑慮，無法增訂該款。不過，我們也在要求法扶基金會董事會應邀請員工代表及工會代表列席，讓基金會的政策決定與執行不至產生太大落差，運作更順暢。

五、另外，法扶法上路十多年以來，由於主管機關司法院對於法扶基金會無論大小事都要管，公務機關科層管理及僵化的體系，使法扶現已產生「官僚化」的問題。因此，本法明定主管機關監督管理範圍限於重大措施、組織編制、基金及經費之運用，以確保法律扶助基金會運作之彈性及獨立性，避免基金會運作趨向官僚化，而降低其「法律系統中的社會福利機構」的制度本質。

我期待本次《法律扶助法》的修正，能幫助更多實際上需要國家伸出援手的弱勢族群，也期盼法扶基金會的運作，能更落實法律資源的分配正義，這也是法扶設立10年來，一直要努力的目標。